我国《宪法》第51条的权利的限度条款和第33条第3款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内在蕴含了比例原则。

例如，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 8条在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之后，又在 1793年法国宪法所附的《人权宣言》第 15条中规定：刑罚应与犯法行为相适应，并应有益于社会。这类行为产生的原因有其特殊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以善恶加以判断。

我们现阶段不能将卖淫嫖娼合法化，这是基于社会秩序的需要，而不是人权的需要。这一主张把卖淫业与卖酒业相比，卖酒业由政府控制，抽取重税，对服务的时间、顾客年龄和持照人资格都有专门规定。将来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时期，完全有可能将现在的非法行为合法化、规范化。但是性行为本身的过程具有快感，也就是说就一般人而言，两情相悦本身就是目的，而且也不以认识的时间长短、感情是否浓厚作为判断的标准，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英国沃芬顿爵士受政府委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英国制定对同性恋和卖淫活动的法律提出专家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同性恋与卖淫问题委员会的沃芬顿报告》，这个报告影响巨大，地位崇高，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就通奸而言，由于人类感情的复杂性，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是不道德的，可在琼瑶的小说里，可能通奸是追求美好爱情和反抗世俗偏见的高尚之举。刑法要宽容，刑法应当作为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即将死的人对生命的依恋和不舍，让作为同类的人因此产生原谅其曾经犯下的滔天大罪的恻隐之心。

有的强装镇定，内心却无法平静。以上就是死刑不人道的原因，因为被判处死刑的人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伤感、遗憾、宽容之心，而使人们感到：如果对罪犯处了死刑，就会产生不忍、不快，因而形成不人道的感受，但是，正因为这种感受来自于人的内心，所以它的存在的程度也难以衡量。出版于1928年的《牛津英语辞典》概括了下述三层意思：1、道德意义，指仁慈与善行。3、知识意义，对语言学与人性的探索。

但是这不能否认主张废除死刑的宣传的意义，当然也不能简单地以没有正义感来加以评价。同样，他的形象，他的身体、他的心情，随着岁月的变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也无法预测。

人道主义者不同意用超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世界和历史，因为这意味着有高于人的精神力量。只要是一个人，有一个生命，就会有生命的神奇。但问题是国家对一个制度的设计从来就不是针对个案的，而是抽象地针对普遍的一类犯罪而规定的。对社会的功能即一般预防，也就是说以刑罚的严厉后果警告社会上的其他人，告诫他们不要去犯同样的罪，否则将受到刑罚的惩罚，从而产生防卫社会的功效。

（二）生命的美好使人们为他感到伤感无论是花季少年，还是垂暮老者。心境平和既来源于物质上的富裕，也来自精神上的自由快乐。死刑是公正而不人道的。作为人有一种本性，看到另一个人死去，就会为他遗憾：要是他活着，他将来会感到怎样。

由生命的价值的至高无上性中必然地得出了应该对人的生命予以普遍而绝对的尊重的结论，对生命的认识是判断死刑是否符合人道性要求的决定因素。（五）一旦错判无法纠正使人感到后悔死刑一旦错误无法纠正，给无辜而又无价的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是一种公平而不正当的刑罚（even but unjust）。而一般预防又可具体分化为对被害人的功能和对社会的功能。

2、反神学意义，否认神的存在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几百年前，贝卡利亚提出人类应当废除死刑的时候绝大部分人会认为他是疯子，但今天，所大赦国际统计，到2005年4月止，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刑罚的公正性是死刑对于犯罪是否具有该当性，从历史角度看，死刑存在的公正性很少受到质疑，哪怕是死刑废除论学者，也很少在论述其废除观点时对死刑存在的正当性进行发难，因此，死刑的正当性几乎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命题了。但问题是，公正与人道这一对矛盾的理由，谁来决定死刑的命运呢？四、不人道是废除死刑的充足理由吗 既然死刑是一种具有公正性但不人道的刑罚，那么为什么不能因为其公正而保留死刑，而要因为其不人道而废除死刑呢？也就是说当公正与人道这两个矛盾的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哪一种应当优先考虑呢？这就无法用演绎推理说明和论证。（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23.）人道主义是视人本身为最高价值的思想体系，主张将一切人都当作人来善待。根据最近美国有线新闻网-盖洛普-今日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67%的美国人支持死刑，25%的人反对。

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终是每一个正直的人的正常情绪。可以设想，在人道性越来越重视的背后，死刑的公正性基础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死刑在将来的某天由于失去了人道价值而逐渐走向被所有的国家废除。

公正和人道都来自于人们内心的一种感受，而感受的强烈程度是永远无法用逻辑和理性来衡量的。他们关于犯罪原因的理论是产生对罪犯人道观念的重要依据

看多了见死不救的事情，总忍不住生出与金庸先生相类似的感叹：侠之不存也久矣。实际上，成熟的法治秩序与道德习惯血脉相连，法治社会不是在割断传统的白纸上描绘出来的。

但人们在强调法治的时候倾向于认为，法治的培养取决于完备的成文法体系的建立，包括侠义在内的道德习惯被排除在法治秩序之外，这种观点容易导致过度的立法自信，相信通过严密的法律条文才足以维持公共秩序。进入专题： 法治 。侠义只是中国式命名，但侠义精神所体现出的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对自然正义的伸张、对人的朴素权利的保护，却是普遍价值。可是，侠义精神真的对法治构成了障碍吗？还是恰恰相反，侠义精神其实可以成为法治的本土资源？毫无疑问，侠义精神是中国人最古老的道德传统之一。

写武侠小说的金庸先生在内地一次演讲中感叹：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侠义精神，比如看到一个流氓在欺负一个姑娘，能够出手相助的有几人？此言一出，立马受到时评界的质疑和反驳：文明社会，讲的是法治，法治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对法律秩序的遵守，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侠义精神说到底是对法律秩序的消解，不利于法治建设。假如担心侠义会被滥用，法被滥用的危害更加巨大，所以法治也意味着主权者的立法权限受到限制。

在古代中国，当律法不能为遭受欺凌者主持公道、为弱危无助者施以援手，侠士的行侠仗义，应该视为是民间的自我执法、自我救济，是对自然法的直接援引。主张法治的人常常强调依（成文）法而治，从这个角度而言，侠义精神当然与法治背道而驰。

然而，作为一项古老的习惯法，侠义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随意无度，依据经验习惯，人们并不难以判断哪些行为合乎侠义，哪些行为不合侠义，所谓该出手时就出手，该的判断来自约定俗成的道德习惯，并受到自法然的约束。证之历史，侠义并不仅仅是老百姓幻想出来的正义乌托邦，而是民众获取权利救济的渠道之一。

金庸先生作为一名在香港这个成熟的法治社会生活多年的法学学者，当他断言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侠义精神时，相信他未必有轻薄法治的意思，不过时评界显然倾向于将侠义与法治视为两套格格不入的价值观。不妨说，法治与侠义其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在法治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祖先以侠义命名的朴素正义观，完全可以转换成现代法治的价值诉求。人们对传统久远的道德习惯的服从，乃是民间社会在现代法治框架下获得自治的秩序来源之一。曾经有人提议立法机关将见难不救入罪，真不知道古时侠士如果得悉今人连扶弱济危都要立法强制，会作如何感慨？当国家法律如此无微不至地渗透人们的道德生活时，请相信，这不是法治，而是法治的误入歧途，是人类对自身道德理性的亵渎。

路见不平一声吼，遇有危难每伸手，自古侠士，无不以扶弱济危、锄暴安良为天职。侠义精神有助于传统民间社会在缺少强有力的法律庇护之下，得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治。

负责任的法治政府并不鼓励高危险性质的见义勇为，但这决不意味着扶弱济危的侠义精神在法治时代应该受到摒弃，即使是崇尚法治的美国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大侠：超人、蜘蛛侠、蝙蝠侠……法律救济毕竟是一种相对紧缺的资源，侠义精神的存在，可以让人们避免对法的过度依赖，同时侠义也是对国家执法按部就班的低效率的一定矫正。复活生长在我们传统深处的侠义精神，唤醒我们对古老道德习惯的服从与敬畏之心，与现代法治秩序的成长并不相违背。

在法治框架下，法实际上也赋予了侠义的边界。侠义自古不见容于法家，所谓侠以武犯禁是也，今天当人们将侠义与法治视为两个相捍格的概念时，需要避免落入传统法家的旧窠。